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命题。《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集中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金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中，他强调，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提升高质量金融服务能力。
这“五篇大文章”不仅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生动体现，彰显了党中央对金融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谋划。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战略新定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明确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持续推动金融服务能力增强、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和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推动我国金融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金融发展道路，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制度优势所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的现代金融发展路径。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公平普惠，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与幸福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全面提升金融体系适配性与竞争力；坚持系统观念、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有机统一，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战略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深入总结我国金融发展经验、科学把握国际金融变局、精准回应国内外风险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选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正面临“双重转型压力”：一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部分国家强化金融规则主导权竞争，我国亟须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抗风险能力强的现代金融体系，提升全球金融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二是内部动能深度转换。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以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逐步式微，必须加快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构建服务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中小企业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唯有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制度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保障金融安全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才能有效破解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服务结构失衡、隐性风险累积等深层次矛盾，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战略框架下，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不仅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划定了重点，也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与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深远谋划和战略自觉。“五篇大文章”既是推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金融体系重构与能力跃升的关键支点，构成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柱和实践路径。
“五篇大文章”彰显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一）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化路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则是关键支撑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性技术攻关与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精准对接与全程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回报不确定等特点，亟须建立覆盖“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全过程、适应“硬科技”发展特性的金融支持体系。科技金融的核心，在于打通科技成果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转化通道，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协同高效、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国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不断完善，正在形成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的制度格局：
一是建立早期科技项目融资机制。截至2024年，全国天使投资与早期创业投资已达到数千亿元级别的规模，资本高度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这些引导机制与政策组合，切实强化了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化支持与融资服务体系建设。
二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发展。目前，科创板上市企业589家，总市值近8万亿元；创业板上市企业1382家，总市值近14万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268家，总市值8560亿元，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支持不断增强。
三是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新型工具。2024年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达到8540亿元，连续3年保持高速增长，服务企业超过2.6万家，其中80%为中小企业，融资“无形资产”逐步走向市场化、可交易、可评估。
四是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关键技术领域。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大基金二期”等政策性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芯片、高端装备、新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大基金二期”总规模达2000亿元，聚焦28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关键材料国产替代等方向。
五是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创新。多家银行设立“科创金融事业部”或“科技创新专营支行”，构建“信贷+投贷联动+股权投资”的综合服务模式，为科创型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解决方案。
（二）绿色金融：助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金融作为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行为转型的重要制度工具，正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核心支撑力量。
在全球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工作起步较早、推进扎实，已初步形成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市场等为代表的产品体系，正由“数量扩张”向“制度建设”稳步迈进：
一是绿色信贷持续扩容，服务绿色实体经济。截至2024年底，全国绿色贷款余额已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保持强劲增长态势。重点投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助力绿色产业加快发展。
二是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壮大。2024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4933亿元，占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份额22%，位居全球第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政策性和商业金融机构积极发行贴标绿色债券，推动绿色项目投融资闭环运行。
三是碳金融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覆盖发电等重点行业，截至目前累计交易配额超6.73亿吨、成交金额超过462亿元。多地试点探索碳排放期货、碳资产质押融资、碳保险等金融工具。深圳、广州、北京等地还建立区域性碳金融中心，推动绿色定价机制形成。
四是强化绿色信息披露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出台《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等制度规范，逐步建立以环境、气候、碳排放为核心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领域。
五是金融机构加快绿色转型。商业银行开展绿色压力测试、环境风险评级、绿色金融产品创设，提升绿色信贷占比与绿色资产比重。如中国工商银行通过绿色发展协调机制整合资源，2024年绿色贷款余额突破6万亿元，保持全球最大绿色信贷银行地位。
六是政策性金融发挥引导作用。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首期已投向包括绿色制造、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等100多个项目；绿色担保机构为绿色项目提供增信支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环境修复等领域。
（三）普惠金融：提升金融公平性与可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金融基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基层经济活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支柱。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质押物、风险识别难度高等因素，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反映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服务覆盖持续拓展。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7%；服务小微经营主体逾6000万户，贷款平均利率连续3年下降，有效缓解了“急难愁盼”融资问题。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可持续、商业可行的服务体系，实现“可得性、可负担、可持续”的动态平衡。
一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机制。借助数字技术手段，金融服务逐步向“长尾客户”下沉，极大降低了服务成本和风险识别难度。例如，邮储银行（601658）、网商银行等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终端技术，推出“秒批秒贷”“无接触信贷”等服务，覆盖偏远地区、低信用群体。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缩小城乡金融鸿沟的有力工具。
二是发展政策性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建立普惠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对薄弱主体的服务意愿和能力。全国融资担保基金已累计为超过42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撬动银行放贷近5.5万亿元，担保费率普遍控制在1%以下，极大改善了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
三是推动金融产品适配创新。面向“三农”群体推广农机抵押、活体质押、订单农业贷款等创新产品；发展专属小额信贷、微型保险、应收账款融资服务，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度”与“贴合度”。如“惠农e贷”已覆盖全国所有县域，累计放款超2万亿元，成为农业金融服务创新的重要品牌。
四是加强消费者金融素养教育和风险防控。在金融下沉过程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防范“伪普惠”“套路贷”“校园贷”等金融陷阱尤为重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推动“金融知识进万家”“普惠金融村村通”等教育活动，提升低收入群体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营造理性、健康、合规的金融生态。
（四）养老金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24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预计到2035年前后将突破4亿，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养老金融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性路径，日益成为金融支持国家战略的重点方向。
养老金融不仅是金融体系拓展长期资金供给、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渠道，更是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国养老金融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呈现“政策引导+市场探索”双轮驱动的发展态势，但仍面临结构单一、产品匮乏、激励不足、风险防范薄弱等现实问题，亟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强化制度供给与政策协同。为此，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完善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体系。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底在36个城市试点启动，2023年已面向全国推开。截至目前，参与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人数已超过1.5亿人，累计缴存金额突破1000亿元。未来要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发展养老目标基金、专属养老保险、定期储蓄等产品，满足居民差异化养老理财需求。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长期资金配置能力。鼓励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产业、高端制造、长期科技项目等领域，形成“耐心资本”生态。例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运营资产总规模超8万亿元，投资收益率连续多年保持在6%以上；多家保险资管公司设立养老资产管理子品牌，开拓养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医疗健康产业基金等产品线。
三是创新“金融+健康+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养老服务企业协同打造集“账户管理、健康监测、护理保障、医疗预付”于一体的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如泰康保险设立医养结合型社区，形成从资产配置到养老服务的闭环生态，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四是健全养老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一方面，要加强适老化金融服务，推动网点、系统、产品界面的老年友好型改造；另一方面，要强化老年群体防骗防诈教育，防范打着“高收益养老投资”“以房养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行为。金融监管总局等监管部门已开展多轮“防范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有效净化市场环境。
（五）数字金融：打造金融治理现代化新支撑。数字金融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已成为推动金融模式变革、服务效率提升和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力量。作为全球数字金融发展前沿国家，我国在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智能投顾、平台型金融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构建起世界最大规模的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体系，为普惠金融、产业升级和社会治理注入了强大动能。
截至2024年底，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笔数达5763亿笔，交易规模达到5443万亿元，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到9.43亿人，普及率达到87.5%，数字化水平已深度嵌入百姓日常生活与企业运营之中。同时，数字人民币试点稳步推进，截至2024年10月，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覆盖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数字人民币在批发零售、餐饮文娱、教育医疗、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应从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持续探索创新应用场景。一方面，不断丰富数字人民币产品体系，研发应用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合约等创新产品和功能。完善数字人民币的受理环境，以扩大覆盖面，提升使用的便利度。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服务体系，提升境外来华人员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便利度。此外，数字货币跨境结算实验项目已经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MVP）阶段，各参与方司法管辖区内的参与机构已经可以结合实际需要，按照相关程序有序开展真实交易。我国正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下，积极参与、共同研究改善跨境支付相关安排，促进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是加强平台型金融监管能力。近年来，国家积极引导大型科技平台金融业务“去通道化”“去杠杆化”，推动头部平台企业完成金融业务整改、重组，实现金融活动与科技服务的风险隔离。金融管理部门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出台一系列制度办法，初步形成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发展与监管制度框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三是建设国家金融数据基础设施。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推动金融数据标准体系统一化、隐私计算与数据确权机制建设，打造国家金融数据交换枢纽和基础数据库。
四是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应对新型货币形态带来的跨境风险。随着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跨境流通特征增强，传统监管模式面临挑战。应加快构建“穿透式+智能化+跨境协同”的新型监管机制，强化对数字资产发行、交易、存储、支付等关键环节的风险监测与合规治理，确保金融主权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被侵蚀。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制度的本质特征，是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中央金融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化、机制化，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变革。要健全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制度安排，完善党委议事协调机制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落到实处。
（二）构建统一高效、穿透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金融业态融合性、隐蔽性、跨界性强，必须坚持“全覆盖、穿透式、强约束”的监管导向，构建与金融新格局、新风险相匹配的监管体制。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分工，推动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有机衔接，提升监管协调性与执行力；强化对金融控股公司、平台金融、影子银行、交叉性金融产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治理，健全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重的规则体系；完善风险治理闭环，建立“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早问责”机制，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前移；同时要推进金融法治建设，提升金融监管的规范性、权威性与专业化水平。
（三）完善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金融运行的“神经系统”和“交通网络”。要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金融要素流通堵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重点推进统一高效的支付清算体系、金融征信体系、金融数据交换体系、基础账户管理体系、市场交易平台等关键环节建设，推动数据、信用、资产等核心要素“互认、互联、互通”，为“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创新业务提供制度性支撑。推动金融标准化建设和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强化系统韧性与网络安全。
（四）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夯实行业发展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金融文化，树立正确金融价值观。”文化是最深层的制度力量，是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根与魂。要大力培育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稳健审慎的金融文化理念，推动建立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实体经济、追求长期价值的行业价值导向。加强金融伦理教育与职业操守规范，引导从业者敬畏风险、敬畏规则、敬畏市场，坚决遏制“唯利是图”“脱实向虚”等不良倾向。
从提出“三位一体”战略到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再到系统部署“五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战略到实践层面系统构建了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完整逻辑。当前，中国金融正由大国迈向强国，从效率导向走向均衡发展，从跟跑模仿走向制度创新。“五篇大文章”既是对经验的总结，更是引领未来的方向。
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文选》，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战略性，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福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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